俏妞是我们巷子里最后一个学会走路的孩子。她母亲在缝纫机前踩出哒哒的声响，她就扶着机台边缘，像一株不肯攀援的藤蔓，固执地要往地上落。大人们都说，这孩子骨头硬，摔了也不哭。
她确实不哭。七岁那年爬槐树摘槐花，从三米高的枝丫上跌下来，膝盖磕在青石板上，血珠子渗出来，她只是低头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用手掌抹了抹，继续往树上爬。巷子里的老人摇着蒲扇说，这丫头，将来是要闯祸的。
俏妞的“俏”字，是巷口卖豆腐的刘婶给起的。说她眉眼间有股子灵气，像早春桃花瓣上沾着的露水，亮晶晶的，晃得人心慌。但俏妞从不穿裙子，她总穿着她爸的旧工装裤，裤腿卷到小腿肚，露出晒成蜜X 的皮肤。她跑起来的时候，扎得歪歪扭扭的马尾辫在脑后一甩一甩，像一面小小的旗。
十二岁那年，巷子里的孩子们玩“攻城”，男孩子们故意不让她加入。为首的铁蛋说，这是男孩子的游戏，女孩子只能当“俘虏”。俏妞没说话，她走到画线的砖头前，一脚踢飞了那块当城墙的碎砖，然后站在线中央，双手叉腰：“今天这城，我来守。”男孩子们面面相觑，最后竟真的让她守了城。她守得极好，像一只护崽的野猫，谁冲过来都敢扑上去撕咬。
十六岁时，俏妞迷上了修自行车。巷口老周头的修车摊成了她的据点。她蹲在地上，油污沾了满手，却能精准地拆下飞轮里每一颗滚珠。老周头叼着烟卷，眯着眼看她：“你这手，是天生吃这碗饭的。”俏妞咧嘴一笑，露出一颗小虎牙：“我以后要开个修车铺，专门修别人修不好的车。”
后来巷子拆迁，大家各奔东西。我最后一次见俏妞，是她推着一辆改装过的三轮车，车上装满了工具。她站在废墟前，身后是推土机的轰鸣。她冲我挥挥手，说要去南方了，听说那边有骑摩托的人多，修车生意好做。
“你一个姑娘家……”我话没说完，她打断我：“姑娘家怎么了？”她拍了拍车座，“这车是我自己改的，发动机是二手市场淘的，减震是摩托上拆的。我连自己都能修，还怕修不了车？”
她蹬着三轮车走了，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。后来听说她在南方开了店，招牌就叫“俏妞修车”，生意红火。再后来，听说她参加了摩托车越野赛，拿了女子组冠军。照片上的她戴着头盔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亮得像星星。
巷子没了，但俏妞还在。她像一颗被风吹走的种子，落在哪里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。她始终是那个不肯穿裙子、不肯当俘虏、不肯认输的姑娘。她的“俏”，从来不是眉眼间的风情，而是骨头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——像野地里疯长的草，踩倒了，也要倔强地再直起腰来。